东汉初年，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的仆人仗势杀人，却为湖阳公主包庇，外人无法处置。洛阳令董宣承公主出门，当面把犯罪仆人杀了。公主咽不下这口气，告到刘秀那里去了。刘秀很生气，扬言后果很严重。然而董宣也很生气。他说：“皇上圣明，复兴了汉朝，然而现在却放纵杀人，这如何能治理国家呢，我不用你杀，自己先死吧！”说毕一头撞向柱子，鲜血直流。
在了解真相后，刘秀放过了他，但仍让他给公主磕头，赔礼道歉。董宣就是不从，刘秀让人按他的头，董宣双手撑地，死活不肯低头。刘秀最后奖赐了他，还赠与他三个字：“强项令”。
在中国传统的角度来说，董宣绝对是位好官。他不畏强权，为了惩办凶手，不惜得罪皇亲国戚，违抗皇帝老祖，甚至不惜一死。这样的大无畏精神，放到今天，估计会收到不少老百姓送的锦旗，上书：“公正廉明”。但是且慢，该事件中总好像还有什么地方不妥。哪里不妥呢？处决犯人时程序好像不大正确。现代术语就是，不符合“程序正义”。所谓的“程序正义”，实质上就是指裁判过程（相对于裁判结果而言）的公平，法律程序（相对于实体结论而言）的正义。程序正义理念是现代法治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用西方原话来说，就是“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，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”。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，司法部门对一个案件的判决，即使非常公正、合理、合法，也还是不够的；要使裁判结论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，裁决者必须确保判决过程符合公正、正义的要求。
东汉被判为斩首的犯人，除了重要罚犯（如钦定要犯）或在非常时期（如战争中）应立即处决之外，一般犯人要被砍头，需得经有司备案审理并报请朝廷批准，判为斩罪，关押狱中，到秋天才能处决。案件中没有交待时节，是否已经入秋无从考究，但董宣在未经正式审判也未经朝廷确认的情况下处决犯人，纵使犯人死有余辜，程序上仍有失公允。
很多人觉得只要律法得到伸张，这不算大问题。然而这恰恰为后世法治的普及埋下了阻碍。我们传统的法律文化缺乏程序这一组成部分。人们习惯于用道德，用伦理去处理所有技术问题。传统社会关注的是伦理秩序，而在偷秩序中人们只关心结果公平。过程是否合理，是否正义，无关紧要。董宣上任洛阳令时，皇族们在洛阳专横跋扈已久，却无人敢动。董宣处决湖阳公主的仆人，伸张了正义，树立了威信，又打压了皇族们的气炎，一石三鸟。然而由于没有经过正式程序，法律没有得到明确，人们看到的，只有实体正义，或曰，“结果正义”。
然而现实中，没有程序正义就不会有实体正义。尽管故事中董宣用道德伦理解决了技术问题，但于真正的法律制度而言，没有丝毫益处。所树立的，仅是董宣一人的威信，洛阳皇族所畏惧的，也仅是他而已。董宣无法保证，他的继任也是像他一样的“强项令”，能够不畏强权冒死抗命，能够一头撞在大殿柱子之上，能够让当权者忌惮。这本身就是个死循环。假若人人按程序行事，使法律渐渐具备威信而不仅仅是一个结果，连有权者也慢慢概莫能外，董宣就根本不用强杀仆人，也不用血溅大殿，也就没有“强项令”一词。律法制度由人所定，然而人不过生存区区数十年，律法却会被没用数十年乃至数百年。在律法仅是门面工具的年代，董“公正廉明”身后，人们得如何等待，才能在在某地某处遇上另一个姓张或者姓李的“公正廉明”？
我们当然无法以今人的眼光去苛求古人，但我们现在记得的，只仅是董宣的抗命，他的耿直，却没人记得他的“处理得当”。他是好官，而好官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珍稀动物，他们当然有资格指责其他官员贪赃枉法欺下媚上，但请别忘记了，在当权者们肆意作恶的同时，某种意义上说，“董宣”们也是帮凶之一。
